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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尼斯人开户送体验金:访常修泽:探索具有时代和宏观视野的改革战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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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7-09-26 17: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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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曾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。

  著有 《人本体制论——中国人的发展及制度安排研究》、《广义产权论——中国广领域多权能产权制度研究》、《产权人本共进论》等学术理论著作,被学界称为中国“人本经济学的探索者”和“对产权问题素有研究的经济学家”。其理论贡献被收入 《中国百名经济学家理论贡献精要》第2卷。

  多项科研成果获奖。新世纪以来,其参与主持完成的重点科研项目《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要问题研究》(为十六大报告起草工作提供的内部研究报告)等成果,曾分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。

  中国经济时报:1992年,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,这个时间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第15年,说明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模式经历了艰辛过程。距离1992年,又有20年了,依您个人的观察,对中国的改革大局,有什么结论性的看法?

  常修泽:1992年,说大约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,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完善的、成熟的、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特别是“定型”这两个字,值得琢磨。

  我觉得,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,是在曲折中展开的,有进展亦有缺憾。进展当然值得肯定。但是,也应该事实求是地指出:1992年所设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任务,有几个大的方面还没有完成,尤其是一些关键性的、要害性的领域和环节,“攻坚”之战可以说打得比较艰苦,一些“坚”并没有攻下来。经济领域一些深层次的体制性“瓶颈”依然存在,与当初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比,还有相当大的距离。主要有三大矛盾:

  第一,作为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国有经济改革远未到位,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改革基本没有“破题”。从产权结构看,垄断性行业基本上是国有资本“一股独大”,有的行业甚至是“一统天下”。我最近根据《中国统计年鉴2011》的最新数据作了计算,从2010年有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看,民间资本进入具有明显的有限性。如社会普遍关注的铁路运输业,仅占2.1%;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,也只占3.7%;特别是航空运输业,2008年为2.5%,2010年反而下降到仅占0.5%。请注意,这组数据还是在国务院两次提出 “非公发展36条”之后的新数据,可见民营资本进入垄断性行业之艰难。

  第二,作为市场经济重要支撑的要素(包括资本、土地及资源、技术等要素)市场化改革滞后。虽然最近在存款利率浮动方面有所启动,但总体分析,各类要素价格(包括利率、地价、资源性价格等)仍处于“半市场半统制”状态。

  第三,作为市场经济改革“关键环节”的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。一些部门仍然通过诸如审批等手段,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。近一时期,网上流传某地方官员在京城“亲吻”投资项目文件的照片,我看了很不是滋味,内心很痛苦。我随手记下两句“随感”:地方官员对审批权力的亲吻,绝不是中国的福音;审批制的喧嚣,也绝不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。

  中国经济时报:从改革开放至今,关于市场化改革的争论和质疑从未停止过,现在改革越往前越困难,至今仍然存在争论,主要原因是什么?

  第一,有思想、理论认识方面的原因。从全球范围来看,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转轨国家,不论中国也好,越南老挝也好,都属于在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之下的改革。这个改革不能不触及原来马恩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。他们认为,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(市场经济)是“水火不容”的,公有制与商品经济(市场经济)是“格格不入”的。这种理论被斯大林推向实践,造成了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灾难性的厄运。中国经过33年的改革,在克服这一传统思想方面有了很大进步,但是我要说的是,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“不相容”的思想,在我们社会当中仍然是存在的,而且有的地方还比较严重,可谓根深蒂固。应该说,现在社会上的一些认识,并没有完全突破上述传统思想的“牢笼”。

  第二,具体操作本身也有值得内省的地方。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大目标是正确的,但在一些改革的具体领域,也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。比如,就国有经济改革来说,理想的目标是将国有企业定位于公益性,但现实状况却相当复杂。在2010年全国11.4万户国有企业、64万亿总资产中,哪些属于公益性的,需要按照公共性原则来运作;哪些属于竞争性的,需要逐步予以调整,迄今并没有划分清晰,从而造成公益性和市场性的混淆。至于分子冒“国企改革”之名,行侵吞国有资产之实,搞“伪市场化改革”,虽在理论上有所揭露,但在实践上监管打击不力。再比如,在住房方面,前些年对于保障房与商品房的制度安排也不像现在这样清晰。我的基本看法是,政府干了很多不该干的事,如热衷于代替企业招商引资等,但是在公共服务、市场监督方面又存在严重的“缺位”,需要认真反思。

  第三,改革受到现存利益格局的掣肘。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改革如此艰难?原因在于垄断行业受到有关力量的牵制。在行政体制改革上,学界一再呼吁要改革审批制,但是为什么真改审批制却如此艰难?原来依赖审批制寻租的力量不那么痛快。老子《道德经》第57章有一句话:“我无事,而民自富;我无欲,而民自朴”。意思是说,“我(指执政者)不胡折腾,百姓自然就富裕了;我(指执政者)没有私欲,百姓自然就淳朴了”。为什么政府有些部门热衷于揽审批之类的“事”?实质在一个“欲”字。

  其一,围绕是否坚持“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”的改革问题,学术界再次出现争论。一些论者对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取向有所动摇,一些领域的改革有所停顿。

  其二,在改革过程中,出现了“权力与资本合谋、权力与利益交换”的严重和种种不公正现象。如何排除既得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干扰,实现社会公平正义,成为新的战略问题。

  其三,转轨的“三不足”,即转轨动力不足;转轨队伍不足;转轨共识不足。我在今年亚洲转型国家对话会议上提出此问题,值得深思。

  常修泽:面对经济社会领域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多元交织的复杂局面,急需突破改革僵局,按照正确的方向和路径推进改革。这就需要探讨创新性的理念。我认为,下一阶段建立更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领域的新体制,需要有新的超越。就是说,不应再是前一阶段思维定势的简单延续和惯性运作,而是需要基于新情况、新矛盾,以“海纳百川,有容乃大”的胸怀,来构建更大范围和更高境界的制度框架,以此来促进中国的制度创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下一步需要提升为更具时代 “大智慧”、更有宏观“大视野”的改革战略。

  中国经济时报:您提出“需要提升为更具时代‘大智慧’、更有宏观‘大视野’的改革战略”,很有启发。那么,它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呢?

  常修泽: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:一是寻求市场化和社会公平“双线均衡”的改革新思维;二是开拓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“三合一”的改革新视野;三是确立经济、社会、、文化、环境“五环式改革”的大框架。这三方面,在我的《人本体制论》、《广义产权论》和《中国第三波转型论》中分别有论述。

  从市场经济本身的逻辑和属性来说,它应该是以机会平等、地位平等、交易规则平等作为基础的。如果背离了这几个平等,就不能叫市场经济了。

  但是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结果的不平等,或者说克服不了自身带来的收入分配差别问题。再加上当今社会风气的存在,产权制度性的缺陷,等等,就更强化了目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。

  不久前,我对的经济社会状况进行了实地考察,发现的贫富差距也在明显拉大,基层民众对此意见较大。其实,这也不仅是两岸的问题,现在,从全球范围来看,主要经济体社会公平方面的矛盾和问题都比较突出。2011年,美国为什么爆发“占领华尔街运动”?英国为什么爆发“伦敦”事件?还有北非变革等等,这一系列事件表明,尽管各地民众诉求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(如发达经济体的民众主要不满于经济不公平,发展中经济体的民众除不满于经济不公平外,还不满于不公平),但民众呼唤“社会公平正义”的诉求是共同的、本质的。应该说,追求“社会公平正义”是当今世界的潮流。孙中山讲,世界潮流,浩浩荡荡,顺之者昌,逆之者亡。中国应当顺应这股潮流。这就是我在前面讲的“时代智慧”。

  几年前,我曾提出“双线均衡”理论,当时我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,叫做“在社会公平和市场化两个鸡蛋上跳舞”。我的《人本体制论》第十九章,在“社会公平与市场化改革兼容”一节中曾写道:“在中国,社会公平和下一步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是可以兼容的。在这一点上,我的基本想法是‘两线均衡论’:中国的宏观决策层需要学会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‘两个鸡蛋上跳舞’。要兼顾两个方面,并把握‘两个鸡蛋’的均衡点。”

  这就是我一再讲的,中国要在市场化和社会公正“两个鸡蛋上跳舞”,而不要把任何一个“鸡蛋”打破。并且,“如果打破了经济市场化这个‘鸡蛋’,中国就会;打破了社会公平这个‘鸡蛋’,中国就会动荡”。

  下一步,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的改革,应该寻求市场化改革与社会公平“双线”之间的“均衡”。作为中国的改革者,应在此基础上,超越既往的改革传统思维,整合改革的各种健康力量,构建中国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的改革“大屋顶”。这是我提出的中国()、两岸、世界三个制度文明的“大屋顶”之一。

  一方面,中国()要坚定地按照市场化改革的思路走下去,不能动摇,不能否定;另一方面,讲究公正化,实现公平正义,而且要找准“双线均衡”的均衡点。坚持这一取向,可以凝聚社会各方面的改革共识。这是第一个方面的基本内容。

  中国经济时报:上面您讲的“超越既往的改革传统思维,整合改革的各种健康力量,构建中国改革市场化和社会公平的大屋顶”的主张,很有思想。那么,您的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“三合一”的改革新视野,基本要义是什么呢?

  常修泽:我记得2009年贵报曾发表了高尚全先生对拙著《广义产权论》的书评。在此书基础上,去年,我完成了题为《天地人产权论》的长篇论文,《新华文摘》也曾予以转载。在这篇文章中,我指出,当代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包容人的生存发展环境 (“天”)、人的生存发展资源(“地”)和人的生存发展自身 (“人”)在内的完整体系。因此,下一阶段的改革,应该研究“天”、“地”、“人”“三合一”的制度安排,这是探索更具时代 “大智慧”、更有宏观“大视野”改革战略不可缺少的部分。

  两千多年前,中国的先哲曾率先提出了“天、地、人”的哲学理念。借用这组概念来研究当今中国和世界现实,就会发现:当前,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环境的严峻挑战,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,必须增强危机意识,着力实现可持续发展。而要实现可持续发展,除了继续坚持“技术创新线路”和“结构调整线路”外,更重要的是针对当前 “天地人”三界所出现的新情况、新矛盾,在体制上做文章,特别是在产权制度和价格制度上探索,寻求“天、地”与“人”和谐发展的制度安排。

  先看“天”(环境):针对环境领域的产权缺失,应着手建立“环境产权制度”,这是我在《广义产权论》中着力探讨的命题。其制度框架为“三大支柱”,即环境产权界定、产权交易和产权保护制度。把握 “四个凡是”:1,凡是为创造良好的环境作出贡献的地区、企业或个人,应该对其贡献作出界定,以便使其获得环境产权的收益;2,凡是享受了环境外部经济效用的地区、企业或个人,应该对其受益作出界定,以便向环境产权占有者支付相应的 “回馈”;3,凡是对环境造成侵害的地区、企业或个人,应该对其侵害作出界定,以便使其支付相应的经济赔偿;4,凡是遭受了环境损害的地区、企业或个人,应该对其受损作出界定,以便向环境产权侵害者索取相应的补偿。“环境产权”的实质是“环境”问题。

  我想通过时报郑重提出建议,中国应尽快而且鲜明地打出 “环境”的旗帜,以便在世界上占领制高点。

  再看“地”(资源):针对资源领域存在的“产权残缺”,按照我的《广义产权论》的“多权能”要义,重点完善“五项权能”,即农民土地经营的流转权、林地经营权和林木转让权、矿产资源的探矿权和采矿权、水资源产权、海洋“用益物权”。通过以上努力,建立一套完备的资源产权制度。与此同时,针对资源性产品价格方面存在的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、价格水平不能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及资源稀缺程度等问题,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,发挥价格在提高能源资源使用效率的杠杆作用,更好地促进资源节约及有效利用。

  最核心是 “人”(我强调 “每个人”):人是发展和改革的“本体”和“轴心”。从“天”“地”“人”“三合一”的新视野分析,对于作为根本导向的“人”,应强调其三层含义:横向上“全体人”,纵向上“多代人”,内核上“多需人”。现在,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凸显,如何使人活得有尊严,成为时代的主题。中国长期以来作为一个“官本位社会”而非“公民社会”,最大特征是重“权力”而轻“权利”。必须强调尊重公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基本权利,特别是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,实现公民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表达权、监督权,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只有构建“天、地”、“人”“三合一”的制度框架,才能使改革走出新天地。

  中国经济时报:您在《人本体制论》一书中为我们描绘了中国下一步“五环式改革”——经济、社会、、文化、环境制度改革的图景,这本书出版后您还有新发现么?

  常修泽:如您所知,我在《人本体制论》一书中提出了 “五环式改革”的思想。近年在探讨和撰写《中国第三波转型论》过程中,从发展模式转换的角度,也得出了“中国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,而且需要全方位地转变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五方面发展模式”的观点。一个是体制模式,一个是发展模式,都得出同样结论。如同爬山一样,一个从南坡爬,一个从北坡爬,殊途同归。只能简单谈点。

  经济改革,依我看,主要是三个方面,一是垄断性行业改革;二是要素价格改革;三是财税和金融改革。具体内容不再展开。

  对于社会改革,现在我感觉我们国家迫切需要的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。怎么样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?值得研究。从我考察中发现,现在在社会管理方面基本上是延续传统思路,缺乏新的思维。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民社会的范畴,不宜由政法部门管理。那种以控制为主导的“单中心治理”模式不能推进社会管理创新。改革开放33年来,中国的社会结构、社会组织形式和利益格局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深刻变化。当前应围绕社会改革和社会转型推进社会领域体制创新。第一,让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中发挥更大作用,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。第二,建立利益表达协调机制,拓宽群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,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协调各阶层利益的机制,注重建立矛盾的预防和调解机制,尽量把矛盾化解在初始状态。第三,要按照培育发展和监督管理并重的原则,对社会组织认真培育和管理,支持社会组织依法自主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。近年来,广东、上海、浙江等地积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,取得了新鲜经验,例如,用“对话”来替代“对抗”,用“维权”来促进“维稳”等。

  一是官员个人和家庭收入及财产申报、公示制度。这对有效开展“反”斗争,切实摆脱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有用。

  三是改变地方政府权力的 “来源结构”。建议结合政府自身的改革,逐步改变权力由上级“任命制”的“来源结构”,使权力真正来源于“公民的授予”。这一点,可先从基层乡镇和县级政府开始,由此倒逼他们从追求“上级赏识最大化”转向追求区内“公民拥护最大化”。这种改革,如果一时难以在面上展开,可采取逐步推进的方式:通过逐步推进,“墨渍扩散”,来解决面上的政府权力来源结构问题。

  我把“五环改革”或“第三波转型”归纳为20个字:“经济转型,变革,社会共生,文化交融,天人合一”。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和转型领域更加宽阔,或者说,有一个更宏观的“观照”。按这个路走,我觉得未来十年的改革更具挑战性,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努力。(记者 柏晶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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